翟东升：夯实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编者按
中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切中当今世界的时弊，为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但是，也的确引发了若干地缘政治、经济 、民族 、宗教方面的忧虑和批评，其中一部分观点值得我们辩证看待、认真思考。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提出想要更好更快更稳地推进“ 一带一路”，我们必须系统反思这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从而确保这个伟大事业建立在坚固的磐石而不是松软的沙滩之上 。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尤其是美日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一直乏力 。尽管各大央行先后实施了天量的货币量化宽松，欧洲和日本甚至都出现了极其罕见的名义负利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部门消费就是刺激不起来，而企业部门也毫无投资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据英国经济政策研宄中心发布的《21世纪全球贸 易预警报告》的统计，后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措施出台最严重的恰恰是美国 。其实，美国对全球化态度的转变，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悄然露出苗头，只不过是以相对委婉和打击面较小的形式出现。2012年前后，美国开始推动TPP、TTIP和TISA这三大高标准贸易协定，其共同特点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高标准，意图重构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中国从该体系中挤压出去 。
十八大之后，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与“ 新型大国关系”一道，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战略大调整的举目之纲：一方面，通过新型大国关系来稳住中国同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坚定开拓新格局，拥抱世界经济新秩序，塑造新型全球化。这两者之间，既是存量和增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战略攻守之间的有机组合。
“ 一带一路”倡议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也有若干批评和质疑。本文旨在回应这些质疑，在此基础之上，对 “ 一带一路 ”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以有利于未来的政策优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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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政治经济学合理性
按照习总书记的构想，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相关各方应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贏，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一构想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合理性。
（一）“一带一路”有利于扩大全球市场空间，不但为中国的出口工业创造进一步升级成长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全球总需求的扩张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欧日的需求是拉动全球经济扩张的最主要发动机，但是2008年以来西方发动机趋于熄火。发达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老化和贫富分化的问题。二战结束之后，美欧日同时出现了婴儿潮（1946-1962年），这部分洪峰人口如今己经步入他们人生的尾声，其收入和消费能力都在趋于萎缩。与此同时，由于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直维持在1.8以下，意味着这些社会每年的新生儿人数整体上趋于萎缩，也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新增消费者和生产者去取代正在老去的婴儿潮一代，经济因而持续低迷。雪上加霜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问题又叠加了社会阶级结构的麻烦。自1979年英美联手向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来，西方各国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牺牲品，美国己经不再是纺锤型社会，而是越来越成为金字塔社会。富有者占据的财富和收入越来越高，而穷人的份额在不断萎缩。富有者的各种消费本己相对充分，其新增收入转化为消费的比例远低于穷人。2008年之后，西方央行大规模量化宽松，向经济输入巨额流动性，却仅仅推高了各类资产价格和泡沫，让拥有股权和房产的富人更加富有，却未能有效地扩大西方社会的总需求，原因便在于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一带一路”所代表的战略转型有助于我们在非西方世界探索新的增量市场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出口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广袤的欧亚非大陆，居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除了西欧和东亚的两个区域实现了工业化发展之外，该区域的绝大多数经济体基本上都还处于前工业化时期。他们对于中国的工业产能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但是要想把这种潜在需求转变成实际需求，除了基础设施的制约有待消除之外，还牵涉到储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二）“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储蓄的多元化问题
储蓄率高是东亚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既有文化和社会因素，又有制度和发展模式原因。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巨量制造业外资持续流入，叠加了持续放大的中国贸易顺差，导致我们产生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巨额外汇储备被视为中国的金融力量和经济成功的象征。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是代价巨大的，因为储备资产中的美元欧元债券回报率非常低，欧洲日本的债券甚至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利率现象，十年期美元国债的收益率近年也很难超过2.5％。与此同时，外资在华所获得的收益率非常可观，因为其中除了经营本身的利润之外，中国资产和货币的升值趋势使得外资的复合收益率达到了10％－15％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用高息拉来外资投资中国，另一方面却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资本以接近零的价格借给美欧政府使用。一进一出之间，中国国民的整体福利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众所周知，越是在全球市场体系的外围地区，资本越稀缺因而资本收益率越高，但是伴随的风险也越大。中国将原本放在美欧国债中的一部分储蓄以信贷和股权形式投放到“一带一路”国家中去，有助于提升我们储备的收益率，而与之对应的风险，却未必会大幅上升。根据金融学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多元化的组合投资，其整体风险性相对于集中的投资组合更小。而且，原本过度集中在美欧债券市场中的储蓄，在某些小概率的极端情况下，比如中美关系因地缘政治冲突而陷入危机的时候，非常可能变成美方手中的“人质”而不是我们可以用来谈判的筹码。所以，将万亿美元规模的储备用恰当的方式投资于“一带一路”经济体，既有利于提升储备收益率，也有利于降低整体的风险性。
（三）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原本面向西方市场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带来了中国国内经济的失衡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全球经济失衡表现在中国的过度储蓄和美国的过度负债，表现在中国一侧便是巨额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同时存在的双顺差。在中国国内，这种失衡表现为双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扩张，由此而形成巨额的信贷和资产泡沫。由于资本流入和贸易顺差都是集中在东南部城市经济体，所以也必然导致了东西、南北之间地域上的失衡与城乡差距的拉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思路，假如能够像设计者希望的那样得以顺利推进的话，那么西部的若干重点地区，比如重庆、云南、新疆等地将变成新一轮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深入、更直接地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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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的进展及其质疑
几年来，“一带一路”己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东西部多个省份都积极把自身的发展规划对接到“一带一路”行动与愿景规划上来，以求在这新一轮的开放中抢占先机。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突破一万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近200亿美元，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税收和超过18万个就业岗位。若干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成功，比如在埃塞俄比亚，非洲首条全套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现代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已建成通车；连接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是肯尼亚半个多世纪以来兴建的最大基建项目；2014年5月，中哈物流基地在中国连云港启动，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第一次正式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上述数据和案例看起来颇为宏大，但是假如我们将其放进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整体中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相对比例，无论是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占比，还是其本身的增长速度，都不是那么令人振奋。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地域如此巨大，但是与他们的双边贸易仅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而已，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仍然是美、日和西欧，而中国资本输出的主要目的地竟然是美国和西欧，而不是资本稀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微观层面上，有不少项目是以中国政府的大额补贴和支持为基础的，其本身的财务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仍有待时间的考验。
在此背景之下，国内外陆续出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这些观点有些是出于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扩大的敌视和担忧，但是也有一些确有其几分道理。
来自国际上的批评首先是地缘政治视角的，即担忧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去实现地缘战略的野心，将势力渗透到其它大国的势力范围中去。最初两年俄罗斯对此的担忧明显一些，认为中国将以经贸投资为杠杆撬动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经过中方的反复工作，他们的焦虑最近已经有所缓解；但是近两年在印度的政策圈中对“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疑虑表现愈加明显，尤其是中巴战略经济走廊的推进触动了他们在克什米尔、南亚霸权等问题上的敏感神经，2017年夏季的洞朗对峙事件便是这种焦虑的表现之一。甚至连欧洲也对华有所警惕，比如德国政治家号召要用同一种声音来应对中国，要求中国尊重“一个欧洲”，担忧中国把手伸进其政治经济后院，认为我们在以“16+1”机制拉拢中东欧国家，使其脱离德国的政策轨道。
另一些常见的批评是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在同西方学者交流中，他们经常举出的案例是，中国以商业利润为导向的对非基金投资近年来进展缓慢，官方的中非基金仅仅百亿美元的资本却多年未能充分投资出去，原因在于投资经理们难以在非洲找到足够多的可信可靠而又回报可观的好项目。在此背景之下，如果官方强行推动增加对非的投资规模达到千亿美元级别的目标（假如少于这个级别，那么一带一路对于如此广袤巨大的大陆而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那么必然会有大量的低质高风险项目被纳入到“一带一路”之中来，最终的结果，或者加重了非洲国家的外债负担，或者形成中国出资方的损失。
另一方面，将产业转移出去是否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呢？逻辑上讲，这种期望是值得商榷的。在WTO框架之下，全球商品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已经达到了近现代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全球要素价格趋同的趋势还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不仅国内难以消化那么多产品，而且国际市场也趋于饱和。在此背景之下，将钢铁厂从中国的河北或山东搬迁到某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就能找到新市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新疆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在中亚某国合资建设一个钢铁企业，结果该国除了要求中方提供资本和技术之外，还要求中国在国内包销其产品。当然，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某些工业产品的确还有市场扩张空间，但是与中国产能的规模相比，他们的市场规模和支付能力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而且，近代经济史上的大国兴衰告诉我们这样一条教训，那就是产业资本持续输出将会导致本国经济的虚拟化和最终的国力衰退，英国对外资本输出和美国的产业外包，都是前车之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要想提高制造业资本的收益率，应该是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从而改变低层次过度竞争的格局，而不是靠行政化、指标化去产能，更不是把产业能力转手送人。
族群宗教矛盾，也是人们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个常见点。国内有些担忧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群体将“一带一路”同穆斯林人口流入西部相挂钩，担心新疆的反恐形势将中巴战略经济走廊的开通而恶化，而欧洲难民问题将在中国重现。
上述质疑，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已，其中多数反映了外部质疑者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体制特征的怀疑和偏见，以及内部质疑者对“一带一路”政策有效性和合理性的无谓担忧，但是也有一些观点的确值得我们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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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澄清的两点理论认识
为了坚定我们对“一带一路”战略方向的信心，也为了更好地优化“一带一路”的政策框架，笔者认为有必要就以下两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探讨：一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追求的宄竟是什么要素？二是我们究竟在输出什么要素？什么才是制约着这些国家的真正瓶颈？
（一）“一带一路”要追求的要素到底是什么
正如上文所批评，目前的带一路”相关政策思路，尽管并未明示，但从其项目库的分布不难看出，在其操作层面上，似乎过多地着眼于世界各国的资源。这样一种思维不但陈旧，而且危险。流行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口过剩—资源稀缺论，集中反映在当时享誉天下的罗马俱乐部报告之中。该报告认为未来人口将呈级数增长，而未来财富将是线性增长，资源绝大多数不可再生，一旦消耗完毕，必然天下大乱，所以应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控制生育。半个世纪过去了，国际社会科学界在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己经出现了重大转变，大家在现实面前已经批判和扭转了上述政治经济学认知。一个基本事实是，任何社会，一旦进入现代化，尤其是随着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和男女平等，总和生育率（TFR）很快会掉到世代更替水平（2.1-2.3）之下，再叠加人均寿命的延长，现代社会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老龄化。而且，即便不可再生，资源事实上也并不稀缺，人类社会的财富扩张并非资源丰富的结果，而恰恰是人的能力提升的结果。历史上看，大宗商品的综合价格，在扣除通胀之后，过去三百年的价格是整体下行的，尽管我们对这些资源的消耗量的确呈级数增长。为什么越消耗越便宜？这是因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技术改进速度、替代品开放的空间、以及市场自动调整的潜力，这些因素超越了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对资源的消耗大幅增长而价格却趋于下行。
所以，在哲理层面来看，人类财富的根源是人而不是物，是人的创新、劳动和消费带来的，而绝不是自然之物的积累和分配带来的。正如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斯克兰斯教授所说，二战之后，凡是能够发展起来的进入发达经济体之列的，全部都是人多地少缺资源的（比如几个东亚经济体和以色列）；而凡是人均可出口自然资源丰饶之地，要么宏观经济动荡、通胀和失业率高企、制造业衰退消亡，要么深陷腐败、内战、政变的政治怪圈，比如俄罗斯、南非、巴西，更不用说中东、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了。这种全球普遍性现象的背后，是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为资源国设定的一种“原罪”，资源出口国的命运是被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性和“资源诅咒”病理所决定的。
如果要获得中国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我们大可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地搞“一带一路”，只需要略微付出一点溢价，就可以轻松、体面而安全地获得其他国家出口的资源，而不必亲自卷入到各地复杂的国内政治生态中去，更不必卷入到几个著名的“帝国坟场”“帝国泥淖”中去。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搞一带一路？
本文的答案是：“一带一路”的价值是帮我们获得全球人口，尤其是沿线各国的年轻人口。中国的人口总量仍然世界第一，但是从年龄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缺人的。要转变过这个认识，对于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习惯于把人多视为累赘而不是优势的老一代人而言的确很难，但是无论喜欢不喜欢，容易不容易接受，真相就是：我们将严重地缺少年轻人，而要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就是以较低的综合成本确保我们的年轻人占全球比例稳定在一定水平。
就新生儿占全球的比例而言，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占20％－30％之间，如今己经下降到略多于10％，即便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导致多年的生育需求释放，新生儿数量也仅仅从1500万反弹至1780万而已。生育率下降并非计划生育的结果而是现代化的结果，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上升，以及其它现代化指标的提升，我们很难再靠常规政策让生育率反弹。最终到2050年前后，即建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的新生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到3％－5％左右，我们孜孜以求的民族伟大复兴将是南柯一梦而已。
具体到未来的十年，保人口的任务也相当紧迫。人口老龄化，尤其是婴儿潮人口渡过其人生的消费高峰期，会导致经济大幅减速。短期的财政刺激、债务积累固然可以推迟这种减速和衰退，但最终必然以更加猛烈的去杠杆收场，过去二十年的美国欧洲日本经济表现己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日本经济相对于欧美更差一点，是因为他们固守民族纯洁度而拒绝引入新移民。欧洲左翼政府乐意引入中东北非移民，既有获得选票铁仓的竞选政治策略考虑，又有振兴经济的意图。美国民主党出于类类似考虑，也积极主张引入拉美为主的新移民，而且由于美国的移民人数更多，素质更高，再加上美国的金融危机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欧洲和全球，所以美国经济近年的表现要优于欧洲。但是，像美欧那样直接将异族年轻人引入本国的社会，短期当然有好处，但是长期来看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最终会引发社会政治冲突，近年欧美民粹主义上升，逆全球化力量抬头，便是这种移民政策累积效应的后果。
由于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63－1970年，每年约2800万人）也将在数年内度过他们人生的消费高峰期（48岁前后），而未来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核心挑战是如何获得年轻人，尤其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年轻人。上图显示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龄中位数非常低，由于缺乏产业来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巨量年轻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普遍成了负担。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的动荡，其背后就是人口结构带来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中国同这些经济体在人口问题上恰好形成互补之势。要想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吸纳入我们的商品循环、资本循环和货币循环，但是绝不能像美国和欧洲那样把异族年轻人大量纳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由于中国的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63－1970年，每年约2800万人）也将在数年内度过他们人生的消费高峰期（48岁前后），而未来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核心挑战是如何获得年轻人，尤其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年轻人。上图显示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龄中位数非常低，由于缺乏产业来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巨量年轻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普遍成了负担。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的动荡，其背后就是人口结构带来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中国同这些经济体在人口问题上恰好形成互补之势。要想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吸纳入我们的商品循环、资本循环和货币循环，但是绝不能像美国和欧洲那样把异族年轻人大量纳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
（二）我们究竟在输出什么要素？什么才是制约着这些国家的真正瓶颈
目前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 “一带一路”政策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过剩产能，或者用外交语言表述是过剩的“优质产能”，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国内的过剩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带动其他国家工业化，皆大欢喜。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或许值得商榷。在一个相当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WTO）之下，各国之间的市场连通性相当高，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国际背离是暂时而有限的。中国国内钢铁产能过剩，意味着全球的钢铁能其实也己经过剩，将产能转移到某个发展中国家去，并不能解决全球总体产能过剰的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之。而且，从市场的逻辑去看，产能过剩也根本就不是问题，不是政府必须出手治理的经济或者社会病症，而是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且必然的一环。只要市场存在众多参与者而市场份额不够集中，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过剩带来的产品价格下跌和行业利润率低迷，其实是市场实现优胜劣汰的必要的痛苦环节，最终会迎来行业集中度提升和利润率上升的春天。政府所应该做的，是做好助产士的角色，努力缓解这个过程给某些地区和阶层带来的痛苦，确保其竞争规则的公平合理，而不是拒绝或者扭曲这个必要的变革过程。
反过来说，我们当年为了建立这些制造业，整体上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努力，如今却视之为累赘，弃之如弊履，实属不智。即便是看起来不很先进、不很时髦的制造业，其实也都是可以产生利润的，应该保留在中国人的资本手中，而不是倒贴给他国，更不是鼓励他国学习和承接之后反过来与我们竞争。那种认为所谓“低端产业”就应该彻底放弃的观点，显然是缺乏实际产业经验和商业常识的。
相比上述武断主张而言，下边这种说法更加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许多人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资本，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就可以让我们的资本收益率上升，而东道国也可以因此而发展起来。在这种观点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是因为他们缺钱，没有钱修路建电厂，所以停留在贫穷之中。换言之，中国人在这三十年来发展起来，主要是因为我们修了很多路，建了很多电厂港口。
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便在过去的70年里先后尝试了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的不同药方，即便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为什么仍然发展不起来？基础设施在发展过程中固然重要，但它是果而不是因，是表象而不是深层动力。其实，发展中国家本身并不缺钱，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把资金存到了瑞士、卢森堡的银行里边，而不是投资到本国的项目中。以他们对本国本地情况的了解，以他们对当地风险和政策掌控能力，这些统治阶级的资本竟然不愿意投资在本地，这说明这些地方的投资机遇，在扣除掉合理的风险溢价之后并不诱人。既然如此，中国人的资本输出到这些地方，何以见得可以获得比本地资本更好的表现？退一步讲，假如这些地方真的遍布投资机遇，那么早就会有大量的全球资金流向他们，因为2009年之后美日欧央行快速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到处是廉价资本在找好项目。为什么全球资金不去这些国家投资，而把投资获利的好机会留给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值得我们保持警惕和清醒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在笔者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繁荣和富足源自于公共部门提供的有效公共产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的有效市场和技术进步，而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神话中的“企业家精神”，更不是自然资源的富集和开采。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活动，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建基于某种政府公共职能的履行之上：没有安全，人们无法出门谋生经营；没有对产权和市场秩序的有效保护，就没有繁荣的交易活动；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不可能发展出大规模的研发活动；没有相应基础设施的提供，就很难指望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大规模产业集群迅速集聚；没有政府同别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本国的产品就无法获得广阔的国际市场。所以，政府的公共产品的提供，是繁荣之逻辑前提。从近代以来，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都有一个强势有为的政府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而且，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米格代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还需要打破原有社会结构中的众多束缚，需要土地、宗教和政治体系的改革与重构。所以近现代历史显示，凡是能够实现工业化赶超的经济体，要么在起飞之前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和革命，要么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直接摆脱了原有社会结构的约束。在南北战争的废墟上，矗立起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胜利在明治维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日本崛起的奇迹；在台湾和以色列的移民社会和土改之后，有了二战后小型工业经济体的辉煌。
中国的成功，在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来，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经历了痛苦而彻底的社会重构，包括土地改革、文化重构和对外关系的深刻调整，然后才能在后三十年成功地动员其国民的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等各类要素，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去，获取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忽略了前三十年的基础性贡献，而只谈市场化全球化，不仅割裂了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违背基本历史事实和全球发展领域的根本教训。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而言，他们难以实现社会革命和重构，因为土改和革命是绝大多数社会难以承受之痛，在短期内必然带来冲突、动荡、高通胀等等现象。但是没有彻底的必要的社会革命和土地改革，就无法建立起强势的政府，也就无法动员起国民的资源来提供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印度之所以落后于中国，归根结底就在于他们跳过了土改和社会革命；巴基斯坦之所以无法筹集足够资本发展基础设施，是因为其中央政府只能向千分之五的人口征税；津巴布韦之所以陷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通胀，是因为他们在独立之初本该尽早实施的土地改革在英国政府的欺骗之下推迟到了21世纪。革命赤字的存在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导致了公共产品和治理能力的赤字，最终导致其本国的市场经济无法繁荣。
图2 强政府是必要的善
上图根据对2015年160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统计分析，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高的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越高。这种正相关性明确地证伪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主张。对于力图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强政府是必须的善，而非必要之恶。
所以，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的本质性要素，既不是过剩产能，也不是基础设施投资。他们最稀缺的是有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中国自身的治理体系当然也还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在今天这个时代，向別国输出革命显然也与我们的外交政策相悖，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充分的理论清醒，中国必须通过某种现实可行的形式，将我们摸索出来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同沿线人口相结合，才能真正帮助他们发展起来。
结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切中当今世界的时弊，为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和道路。但是，这一战略也的确引发了若干忧虑和批评，其中一部分观点值得我们辩证看待认真思考。要想更好更快更稳地推进“一带一路”，我们必须系统反思这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从而确保这个伟大事业建立在坚固的磐石而不是松软的沙滩之上。本文认为，通过这个倡议我们应当追求的要素是沿线国家的年轻人口，要将他们纳入我们的商品循环，资本循环和货币循环，但是又要吸取欧洲和美国的教训，不能将他们直接纳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来。我们输出的表面上看是资本和产能，但是背后其实是优势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当然，我们不应用枪炮将自己的一套强加到沿线各国身上，更不能输出革命，而是必须找到他国也可接受的办法，将中国的治理能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同他们过剩的年轻生命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最终不但能扩大全球总需求，也能有效确保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的全球市场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作者将这种创新策略称为“主权在他、治权在我的开放性工业城市体系建设”。
编辑 刘文婕
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5期
审校 田雯
责编 胡晓涛、金天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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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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